执教者与执政者
---由《范跑跑之歌》想到的
执教者与执政者，二者虽一字之差，但有天壤之别。执教者手执教鞭，不大有人瞧得起，最多能吓唬吓唬学生，如今是连有点背景的学生也吓唬不住；执政者手握权柄，人人望而生畏，恭敬从命，趋炎附势的更不在少数。别的且不议，单这一点，就分出了高下，分出了优劣。
且看汶川大地震以来的一件事。我们看到，有不少老师大难临头，生死当前，不惜牺牲自己，忘我保护学生，舍身成仁，事迹动人，精神可嘉。但也有一位范姓教师，没有照顾好班上学生，自己先跑出教室避灾。此事由他自己在博客上公布后，就招致了几乎灭顶的唾骂与指责。责难的中心意思是，他应当为学生的安危负责。接下来差不多同时，因余震波及到陕西，该省某地的教育部门硬性出台了一项政策，规定教师在震灾发生时不得率先离开教室，一定要在学生走后才能走，否则就将给予严肃处置。
表面看，无论责骂的，出台政策的，都很有针对性，也很有道理，统统是为着对在校学生的安全负责。但再细想一下，教师能够负得了多少责？即便一个个都像有的光荣牺牲的教师，当楼顶坍塌时用背护住讲台，成功地保护了讲台下的4名学生免受其害，那班上另外那些不知有几个4的倍数的孩子们，就平安无事了吗？单靠某一个班主任或
请注意，我绝不打算替那位现已被讥为“范跑跑”的教师开脱，老实说，我极端鄙视他在博客上公开宣扬的那种犬儒主义，如同鄙视中国足球队输掉了不该的输的场次却上上下下一脸的寡廉无耻一样，二者程度绝无半点差别。一如既往，我歌颂、赞美与肯定的是英雄主义与理想精神，尽管在今天形势下这种思想立场绝对不合时宜，但我深信，只要有恰当合适的机遇，本人将履践自己的主义。我仅仅想指出，别对教师提出那么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或期待。就像在平时，我们那些为人父、为人母者，自己一心钻在钱眼里或权眼里，开口闭口的股票经、麻将经或厚黑学，却期待教师把他们的子女培养成高尚而有知识的人，那根本就是一厢情愿的偏执。
事实上，正是在对执教者的苛求中，忽略了、或故意掩盖了，真正应当而且也能够对学生的安危负起责任的，是执政者。如果执政者运用自己的权柄，确实杜绝经济腐败及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把校舍盖结实了，盖得达到地震庇护所的水平，那么学生与老师还用得着争先恐后地逃离教室吗？如果执政者能够高瞻远瞩，在地震多发地区经常进行抗震防震的知识普及与演习，不就能够成功地避免与减少那些不必要的损失吗？其实从地震局事后发表的震灾原因分析报告中看得很清楚，汶川所在的东经100度左右的地区是地球主要断裂层，此地从西到东贯穿着三大地震带，早就是科学上的常识而不是新发现，为什么却见不到防震教育的积极成效？再比如执政者不在这一带开挖那么多矿井（那些有色金属与稀有金属的矿井是随着灾情的报告才逐渐为人所知的），不在岷江上游修建那么多水库，不如此大规模地改变当地的地貌、地状，是否诱发地震发生的不利因素会减少一点？……最低限度，我们应该尽快就震灾中情况严重的受损校舍的质量问题拿出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来，将那些沆瀣一气泡制“豆腐渣工程”的奸商与贪官的丑恶嘴脸公之于世，绳之以法，以告慰天堂上众多孩子们无辜的幼稚灵魂，以抚慰痛不欲生的孩子们的父母们。
然而，我们绝少能见到这方面的反思与追问。成为鲜明对比的是，“范跑跑”却被媒体大炒特炒。前几天，凤凰电视台还专门把“范跑跑”找去和别人PK，遭到的同样是暴跳如雷、劈头盖脸的谩骂，对方因郭姓，从而获得美名“郭跳跳”。今天（
显然，把矛头无休无止地指向执教者，而对执政者的问题则三缄其口，正说明了人们对执政者权势的畏惧。何况执政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谁敢随便说三道四？即使有人有胆量议论，也不见得能够让这些言论问世。相反，对那些没有多少权力（包括话语权）的普通执教者，却不妨肆无忌惮地滥施话语暴力与网络暴力，泼过去一盆又一盆脏水。所以这里突现的是一种不公平，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势利，所谓“柿子专捡软的捏”，欺软怕硬，一种“痞子文化”而已。
在这方面，“范跑跑”绝不是第一个，也非最后一个例子。也在今天， 《长江商报》报道， 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昨日出台了教师“误人子弟”的14条评判标准，用来约束与管理全校教员。这14条评判教员“误人子弟”的标准，涉及教学工作的方方面面，如讽刺、挖苦学生，上课照本宣科，整堂课以放录像代替教学，批改作业写一个“阅”字了事，教学内容陈旧，对实验过程不熟悉，指导实习不认真，教学出现常识性错误等，凡涉及一条，均会被认定“误人子弟”。根据规定，教师一学年出现一次“误人子弟”行为，期末考核降一档，并由学院领导谈话一次；出现两次，期末考核降两档，并由教务处谈话一次；出现三次，期末考核“一票否决”，或调离教学岗位，或者由校方解除其劳动聘用合同。这是又一个专门把矛头指向执教者的典型事例。教学中的这些问题是应该予以解决的，但扣上“误人子弟”的罪名，动辄还以“降档”、“解聘”处置之，实在过分。不妨放眼看一下周围环境，小自高校本身，大至整个社会，“误人子弟”的，又岂止是教师上述方面的风范与风纪的问题？“身教重于言教”，不少为官执政者的所作所为，正在加倍严重地“误人子弟”。例子不胜枚举，篇幅所限，校内校外，各取一例——
1）某省级师范大学的领导，在上级部门对学校教学工作的检查与评估中，大搞“美女公关”，结果评到了“优等”，校方弹冠相庆，舆论却是大哗。请问这给全校师生做的是什么榜样，这种不正之风要把学生们引向何处去？
2）全民娱乐化，明星、歌星成为最红火最有钱的人，演艺圈自我膨胀还不够，还在全国范围海选“超女”、“型男”，影响所及，现在的孩子不再崇拜科学家、发明家，个个梦想当明星，从小不是认真学习，开动脑筋研究探索，而是学唱歌、跳舞、弹琴。结果我们培养的大量大学生，今年超过1000万，五年后将比韩国总人口还多，许多技术却落在别人后面。不少大学生还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有的甚至失业。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一二年了，有关领导部门注意到了吗？采取有效的措施了吗？无论对此熟视无睹，还是毫不作为，都是更大范围、后果也更惨痛的“误人子弟”。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那么，为什么不给这类“误人子弟”的行径也订立一个评判标准，到时候也对相应的官员采取措施？或者会说，因为那些人是执政者，他们不可能自己来评判自己、自己来处理自己，那么，又为什么不把这个权力真正交还给人民，让人民有合理合法的机制来评判执政者并作出相应处理？
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说法是教师“为人师表”，属于“神圣职业”，因而似乎无论怎样苛求教师都不为过。那样的说法固然不错，教师本人也应当严以律己。但不要忘记，自古以来，执政者的职位同样高贵，他们同样有“以身作则”的使命。在老子《道德经》中，执政者是被尊称为“圣人”的。老子说过：“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在更古老的《尚书》中，更把执政者的“帝”，和“神”、 “圣”、“皇天”联系在一起，说是“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大禹谟》）。其中同样对执政者提出了规范，他们必须“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尧典》）。孔子《论语》则要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由此可见，即便不提那些现已变得十分空洞的口号或标签，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来讲，对执政者也是有相当高的规范要求的，更何况眼下的执政者中间，腐败、腐化的问题屡惩不止，例如最近一再爆出的地方局级领导与女下属或女公务员裸死在汽车里的丑闻，难道就不属于道德范畴，不值得严加声讨吗？
所以，那种单把批判的锋芒与监管的尺度，独独瞄准执教者的做法，可以休矣！至于那些想从这类看似仗义而实质极不仗义的口诛笔伐中捞取某些外快的人，他们貌似警世、实为诛心的喋喋不休，最终暴露的无非即他们本人的孱弱、狡诈、伪善与不公正。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